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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數字稅 數據商用量化是難點

添加時間:12月21日

眾多互聯網企業以大數據為底層技術來驅動各項業務,如何測算業務收入中大數據帶來的精準轉化比例都存在一定困難。

  日前證監會科技監管局局長姚前表示,第三方平臺企業掌握大量用戶數據,就像掌握了寶貴的礦產資源。平臺價值來源于用戶,所以用戶理應享受平臺創造的收益。雖然平臺企業在發展最初階段,會向用戶發放優惠券和消費紅包,但更多只是一種營銷手段。作為價值創造來源,用戶卻未能真正享受平臺收益。因此,基于上述“用戶創造價值”理念,作為公眾代表,政府有必要像征收自然資源稅一樣,對平臺企業征收數字服務稅。

  有關“數字稅”的概念,近期關注度最高的是歐盟向互聯網企業征收數字稅,歐盟15日公布規范有關數字服務的兩項重要法案《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法案中對互聯網公司等數字服務巨頭征收數字稅的規定,被認為是直接針對谷歌、亞馬遜、蘋果、臉書等美國公司。近來,法國等多國還宣布要對美國巨頭征收數字稅。

  不過,歐盟征收的數字稅其實與證監會官員所稱的數字稅是兩個概念。歐盟數字稅主要是因為以往互聯網公司只需在歐洲的總部一次性繳稅即可,因此不少美國互聯網公司為了避稅,紛紛選擇到稅率較低的國家去建在歐總部,引發歐盟其他國家的不滿,才有了數字稅的產生。而我國證監會官員所提的數字稅,實際上是因為大平臺數據商用日趨明顯,數據交易類似于礦產交易,就產生了經濟產出,那么就應該依法納稅。

  實際上,數字經濟所帶來的市場規模日趨壯大,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31.3萬億元,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數字經濟成為經濟增長重要力量。尤其是互聯網企業,越來越普遍運用大數據來預測市場需求、進行用戶行為分析、由此作為定制化產品和服務的基礎。數據變得越來越值錢,各類數據的商用化頻率提高,《2019中國大數據產業發展白皮書》預測,從2016-2021年,大數據產業規模增長5230億元,5年復合增長率達23.2%。

  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企業之間的直接數據交易規模,還是大數據與傳統產業融合所帶來的間接經濟產值都蔚為可觀。而對于這部分數據資產的管理,也就有了“大監管”的呼聲。

  不過,如果向互聯網企業征收數字稅,其最大難點在于數據商用的量化。比如,眾多互聯網企業以大數據為底層技術來驅動各項業務,如何測算業務收入中大數據帶來的精準轉化比例?假設征收數字稅,這一數據口徑是由互聯網企業提交給相關部門,還是相關部門采取某種方式予以核查?

  其次,隨著實體經濟與互聯網的融合,就會出現互聯網企業與傳統企業合作共享大數據資源的現象。那么,一旦征收數字稅,是對此類大數據按照統一標準進行征收,還是要加以區分?而如何區分,其所帶來的技術難度也相當之大。

  第三,由于數字經濟的勃興,越來越多的地方開始重視這一新興產業,也加速推進大數據平臺建設和數據整合。地方大數據平臺可能會同時接入政府公共服務數據、互聯網企業數據以及其他類型企業及機構數據,由此產生的大數據商用效益,是否也該征收數字稅?

  可以看出,未來大數據商用將逐步走向各類來源的數據共享、共用,單獨甄別出來自互聯網企業的數據,并且要根據其商用量化程度來征稅,存諸多挑戰。因此,未來是否會對互聯網企業征收數字稅,采取何種方式才能達到監管投入與產出的平衡,還有待相關部門加以研究和探討。

  □畢舸(財經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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